乡村小学里的一间教室，前排的座位上坐满了各个年级的在校学生，后排的座位则都是村里的大人。他们的国家被打败了，在场的大人孩子都知道，但他们眼前摆放的是蒙学课本，是法语语法读物。所有人都在悉心地聆听校长哈梅尔先生说话——讲他的最后一课。
阿尔丰斯·都德的这篇自传体故事，不只是在法国有名，也不是只有中国的语文书将它收为课文。故事的主人公，小弗朗茨，那天很晚才到校，他诅咒学校，因为那天哈梅尔先生要考语法，而他十分讨厌语文，不爱学语法词汇。在路上，他为鸟叫分心，为阳光明媚的天气而分心，他还看到普鲁士士兵在操练行伍。他顶着逃学的诱惑朝学校走，路过市政厅，看见许多人正在围观一张告示，告示上说，过去的两年里，我们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：战败、征兵、被占领。
弗朗茨疑惑不已。到了学校，他以往迟到逃学时都是躲躲藏藏趁乱进去的，这一次校园里却出奇地安静，安静之中有种肃穆的东西。一切都不同了。没有任何的喧闹为他打掩护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教室，窘得不行，可是哈梅尔先生并没有斥责他。他的声音里有着出奇的和蔼：“快去你的座位上吧，小弗兰茨。”
还有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：校长穿上了最好、最正式的服装，戴着黑丝绸软帽，衬衫干净、笔挺，回应着肃穆的氛围。镇上的长老们都坐在后排。前任市长，前任邮局局长，都十分沉静地坐在那里，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——豪瑟，他的面前摊开了一本破旧的、卷边的语法课本，上面放着他的大眼镜。
哈梅尔先生开始说话，说的是大人们都已经知道的消息：普鲁士的首付——柏林那里下了命令，这座位于普法边境小城的学校，不能再教法语了。即将派来一位新的老师，取代他教孩子们学德语。这是他教的最后一节法语课，一次带着耻辱的、无可奈何的作别。当老师发放新的写字本的时候，孩子们都领会了他所说的意思，和传达的心境，那些本子封面上印着“France, Alsace, France, Alsace”，它们就像法国的旗帜在风中飘拂，引得每个人仰头注目。
再也没有哈梅尔先生接下去说的话，更适合鼓动一个外国人去学法语的了。他说：法语是最优美的语言，最纯净，最有逻辑性。后边的几句也许更重要：我们必须保卫法语，永远不能忘却它，因为当一个民族受奴役的时候，只要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语言，他们就拥有监狱大门的钥匙。
哈梅尔先生讲语法，讲书写，小弗朗茨深深地懊悔，懊悔之前没有认真对待语文课。他学得特别专心，只是在听到屋顶上鸽子的咕咕叫声时分了心，他想：那些普鲁士人也会教鸽子说德语吗？
坐在自己坐了四十年的椅子上，哈梅尔先生放眼回望自己熟悉的花园、树木、石头墙。年长的人在跟着拼读单词的时候声音颤抖。豪瑟先生两眼都是热泪，也站起来指点孩子们的书写。故事的结尾是经典的：当教堂敲起午祷的钟声时，普鲁士军人也吹响了喇叭。最后一课结束了。校长起身，想说点什么，却没说出来。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：法兰西万岁！
“Vive La France”。在童年学《最后一课》的时候，我们不管多么懵懂，总能约摸感受到一种“卷土重来未可知”的隐喻，因为“Vive La France”，这三个词仿佛蕴含着胜过千军万马的力量。而这也确是事实：都德的这篇小故事，是在他于1873年出版的《星期一故事》一书中第一次面世的。到了1918年，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夺去的阿尔萨斯—洛林地区，作为结束一战的《凡尔赛和约》的一部分，重新回到了法国人的手中。虽然法国在大战中损失巨大，但结果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。
都德当然预见不到这些，他在1897年就去世了。但他的乐观不仅渊源有自，而且说出来还让人意外。《最后一课》的故事，似乎是都德亲身经历，最起码他也很熟悉那个边境小镇在当时的气氛，然而实际上，他一直生活在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乡下。他曾在那里的学校教书，也曾给拿破仑三世的大臣德莫尼公爵做过六年的秘书，业余给报纸投稿。当1870年秋季普法战争打响后，他只是听到了法国惨败的消息，得知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落入了普鲁士之手。
从事创意性工作的人往往需有从容的状态，这得靠距离来保障。不妨猜想一下，都德若身处战败的一线，时时目睹残兵败将，亲身感受屈辱，他还能不能保有这份“闲心”，从一个孩童的角度，来讲述这么一个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般的故事？
战败、失土固然是国耻，但法国当时的“主流文学界”却因种种原因而沉默。雨果一贯反对帝制，并长期遭遇流放，法国惨败，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倒台，他并没有发出多少声音；福楼拜，龚古尔兄弟，这些巴黎的一线作家都躲进自己美学的小楼写作，不关心政治。反倒是远在南方乡下的都德，提笔做出了直接的反应。他是真爱国，也真心相信法兰西的优越，尤其与强邻普鲁士相比，更代表了与粗蛮相对立的高级的文明与文化。对他来说，写出这篇故事，让它流传，就是一种反败为胜：正如故事里的哈梅尔先生所表示的那样，爱国的人应该坚持使用法语，捍卫这种“最完美的语言”。
在爱国这一压倒性的强音之下，我们很难注意到，主人公小弗朗茨（Franz），他的老师哈梅尔（Hamel），这些都是德语名姓，而那位村中耆老豪瑟（Hauser）的名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出品。显然，法德文化在这里是互渗的，法德之间的边界，乃至于两个民族的界线，其实是模糊的。阿尔萨斯和洛林，并非“神圣不可侵犯”的法国领土，普法战争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，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竞斗，胜者要用他们的民族主义压倒败者的民族主义，从而把后者逼成了具有褒义色彩的、义愤填膺的“爱国主义”。《凡尔赛和约》后的阿尔萨斯—洛林，是否曾经发生过德意志版的《最后一课》的故事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德国人不介意的话，完全可以使用都德的故事来激励他们自己的小学生。
当然，弗朗茨、豪瑟和哈梅尔或许是阿尔萨斯常见的名姓——它们也必须常见，否则故事会有些失真。这些有德意志血统的人，忠于法国，忠于法语，是否也证明了法语和法兰西文化的优越性？都德也许对此有一些深刻的考虑。什么是民族身份？如何界定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？作家的回答是：语言。相比相貌特征、肤色、染色体和气候环境等等，语言更为关键，普鲁士人希望在一代人、两代人之后，让阿尔萨斯—洛林的人彻底忘记法语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种胜利才是决定性的，这要比压迫那些法语人口，让他们当二等公民可明智得太多。
所以，更值得同情的或许不是法国人，而是阿尔萨斯的当地人，因为他们被法国和德国抢来夺去，法国人教他们法语，德国人教他们德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最后一课》的悲壮气息就少了很多，取而代之的是荒谬：一个一直讨厌法语语法课的小男孩，有一天突然爱上了法语，却发现自己再也学不了法语了。老师走了，不仅离开学校，还要被赶出这个小镇。他在两种互相较量的语言之间，是一个牺牲品；随着他渐渐长大，他将看清这个事实。
君特·格拉斯笔下的但泽人，长时间夹在德国和波兰两个大民族之间，摸索出了一套淡漠、偷安、及时行乐的本领，阿尔萨斯人理应也有自己的独立性，甚至一种对国家、民族归属略显虚无的认识。他们本不需要背负“亡国灭种”之类的心理负担。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后，回归法国的阿尔萨斯人，发现自己的双语流利是种优势，特别有助于他们在商业和文艺领域闯出一番天地。
但《最后一课》传到别的国家，往往只剩下那种激发爱国主义的功能了。当日本人侵略东亚各国的时候，日本人曾把日语强行教给朝鲜人，教给菲律宾人，当然还教给中国人；东亚人说及此，是很难平心静气的，因为那是如此明确的敌我关系，是阴险的语言殖民。类似的情况，还有爱尔兰人在遭到英格兰人的入侵时，被强制学习英语，放弃原有的盖尔语。这些受害者，从《最后一课》里大概很难读出乐观的情绪来。
远离是非之地的都德，在他不到六十岁的一生中，都并没有直接体会过“屈辱”、“殖民”的伤害。他属于“寄情乡野”的人，生在南方，二十多岁时在巴黎闯荡过后，出版袖珍故事集《磨坊信札》，然后回归南方。“磨坊”是他在罗讷河谷买下的一栋旧风磨，正是它激发了他的乡土情怀。书中写的都是些普罗旺斯乡下的事情，有田园野趣，有旅行见闻，有朴实的寓言，也有很多乡下人彼此之间的琐碎的对话。
都德的还乡，是受到好友弗雷德里克·米斯特拉尔的影响。这位米斯特拉尔，是法国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（1904年），以恢复普罗旺斯地方文化为己任。都德在《磨坊信札》里专有一则是写他的，说他花了七年时间，精心打磨了一部世上没有几个人能读的长诗，因为他是用普罗旺斯方言写成的。但是都德自己，由于久居巴黎，又给《费加罗报》供稿等等，倒是习熟于通用的法语。然而，现在读《磨坊信札》，还是会觉得抒情过于频发，会觉得一些地方的转换很奇怪，一些思维方式虽简单却又偏僻。
虽然健康一直不佳，都德在精神上可是十分安全。他是典型的偏居外省的保皇党人，忠于拿破仑三世，认为法兰西就应该有帝国的架子。虽然这个帝国（即法兰西第二帝国，1852年建立，普法战争后崩溃）名声甚差，他却歆享着优越感。法国战败后，他身处平静的“大后方”，却是耻辱感强烈、情绪最激动的人之一。更有甚者，1871年诞生的巴黎公社，让都德更为忿怒：他怎么也无法接受共和制，更何况是这么激进的一场政治实验。
在《最后一课》里，都德以哈梅尔先生手写“Vive la France”收尾，可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，仅仅是为了“升华主题”。要知道，“Vive La France”第一次被人喊出，是在1789年，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。在随后爆发的大革命中，革命中的各派，无论是雅各宾、吉伦特还是山岳派，都喊这句口号，这个法兰西，是推翻了波旁皇帝的共和法兰西。然而都德却深恨共和：丢掉了皇帝的法兰西，还是法兰西吗？没有皇帝的法兰西，配得上被喊“万岁”吗？
《最后一课》里的“法兰西万岁”，是寄托了都德对帝国的热忱的。他将这句1789年的口号挪到了1871年来用，从而彻底改变了它的涵义，它仍是一句“爱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可是它爱的这个“国”，不是闹哄哄群龙无首的共和国，而是那个日薄西山、不幸战败的拿破仑三世的帝国。
虽然阿尔萨斯在1918年回归了法国，但都德所念想的帝国荣光，则再也没能恢复。普法战争后的法兰西虽然起落不定，却再无皇帝了。不过，昔日的保皇党在无皇可保之后，就转变为了民族主义，鼓吹民族利益至上。都德养育了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位，后来比他爹的名气更大，他就是莱昂·都德，他在1890年代的德雷福斯风波中锤炼成熟，在10世纪初扛起了保守派的大旗；他是右翼核心刊物《法兰西行动报》的骨干，还写了专著，把大革命后一百多年的法国称为“愚蠢的19世纪”。
因一篇爱国故事而垂名的都德，大半生都是一个地方人士。而那些缅怀都德的文学遗产的人，也都生活在那些有着“地方性”的地方：越是远离都市中心，变化就越是少，发展越慢，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、文化也会越多。都德买下那座退役的风磨——一种前工业化时代的典型造物，表示了他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的眷恋，在磨坊的周围，乡民喝着古法酿造的红酒，跳着古朴的舞蹈，赶着马拉的驿车，大着嗓门吆喝、谈天；这种体验，连同他们口中的面包的滋味，都不是日后的人可以想象的了。
俄国作家契诃夫，曾在笔记本里抄了几个都德的句子，那是虚拟的一个人与小鸟的对话。“有人问小鸟：‘你的歌声为何短促？是因为你气短吗？’‘我有太多的歌要唱了，’小鸟答，’我想把他们统统唱出来。’”一个有乡土情怀的人，对这对话的涵义必然心领神会。